引言
这一时期陕西起义过程中还发生了暂时尚不引人注目但却对后来的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事,那就是李自成、张献忠这后来威震天下的两大领袖的参加起义。李自成(一年),米脂县双泉里二甲人,其家所在的村子名李继迁寨,据说是宋代党项族领袖西夏创立者李继迁的故里。
从史籍所载他的相貌特征看,李自成先世很可能有党项血统。李自成的祖父李海、父亲李守忠都是贫苦农民。后来明官府掘毁自成家坟以泄恨时,发现李海与李守忠墓均无碑,葬制简陋,除一粗瓷黑碗外无任何陪葬品,可见其家境之穷困。李自成在这样的家境中度过苦难的童年,他曾一度被父母舍入寺庙为僧,后来又给富家放羊。
天启六年(年),21岁的李自成应募成为米脂县周川驿(或讹为银川驿,驿址在今米脂县城)的驿卒。他曾多次受到官府、豪绅的欺凌,曾为小事被乡绅艾某捆绑枷打,又曾因驿马死亡而被官府勒索追逼。这一切在他心中积聚起对统治者的仇恨。正如他后来成为大顺皇帝时所颁诏书中说:“联起布衣,目击惟悴之形,身切痌擦之痛。”
崇祯二年,明朝裁减驿站后,李自成陷入了失业的绝境。当时米脂一带连年饥荒,居民十之七八为生存而参加了农民起义。李自成也于崇祯三年带领侄儿李过等一批青年投奔义军首领不沾泥张存孟,成为其下的第八队队长。不久张存孟败俘被斩,李自成率领以他的“老八队”为骨干的部分义军,成为独树一帜的首领。
李自成后来因亲自率部攻下北京,埋葬了明王朝而被公认为明末农民战争中第一号农民领袖。但论参加起义的资历以及在战争初期的影响,张献忠却在李自成之上。张献忠(一年)于万历三十四年九月十八日出生于延安卫柳树涧堡(今属定边县)一个军户一军事农奴家庭中,父亲做过手工业者,经营过小买卖,家境比李自成略好一些。
他幼年读过一些书,粗通文字,曾自称“斯文一气,学而未成”。成年后他在衙门当过捕役,但仍然属于受欺凌受压迫的下层。崇祯初年他在陕北聚众参加起义,一开始便出手不凡,“临战辄先登,于是众服其勇”。当李自成投奔张存孟而加入义军时,张献忠已成为一支义军的首领而自立山头了。
当时他号称“西营八大王”,并据有米脂县18寨。此后一直到年以前,他在农民军中的实力、战绩、声望与地位均在李自成之上。张、李举义,陕西义军真可谓藏龙卧虎。然而此后的漫长征途中还免不了有龙游浅水、虎落平阳之时,陕西农民起义不久就面临了一段艰难岁月。
眼看农民起义的声势越来越大,明朝官府慌了手脚,急忙施展软硬两手,或“抚”或“剿”,千方百计要把起义镇压下去。崇祯四年(年)初起,明陕西三边总督杨鹤见前两年的军事镇压成效甚微,而且当时西北驻军主力调京勤王未归,继续镇压的军事实力也不足,于是经奏请崇祯帝同意,改而采取以“抚”为主的方针,对农民军大力诱降。
同时明廷还派御史吴携带白银10万两,前往陕西放赈,企图诱使造反的饥民放下武器,回乡领取官府的救济,并防止受“抚”还乡的起义者因求生无计而再度造反。明廷的这一新招很快取得了暂时的效果。崇祯四年三月,留在陕西境内的最大一股义军、有众六七万人的神一魁部在宁州(今甘肃宁县)接受招安,并放回了此前俘虏的明朝官吏与夺获的明朝官印。
此后不久,点灯子、满天星、上天龙、王老虎、独行狼、郝临庵、刘六等起义军首领也相继率部受抚。而流离在外的陕西饥民(起义军兵源的主要补充者)也纷纷回籍领取救济。但这种效果很快灰飞烟灭了。因为这时官府议抚,主要是由于边军勤王后陕西官军没有足够的“剿贼”兵力。
然而兵力不足,也使官府难以对已受招安的义军实施有效监督,更难以将其真正解除武装,遣散归农,以至于“招安贼首,给札予官,占据要村,纵其党众,剽掠四乡,谓之打粮”,出现了“阳顺阴叛”、“抚”局有名无实的状况。地方官绅与富室对此怨气冲天,把这种受了招安仍“劫掠”如故的义军呼为“官贼”。
他们对“抚议”的攻击使代表他们利益的当局无法再把抚议进行下去。其次,陕西农民本来是因活不下去才被迫挺而走险的,明廷虽然宣布了招抚政策,但并不能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饥民饥军既然无以为生,“旋抚旋叛”就势成必然。对此,官方本来心中有数,因此才有吴赈陕之举。
然而由于以崇祯帝为首的明廷鼠目寸光,贪吝过分,所拨的区区10万两赈银只是杯水车薪,虽经朝中一些有识之士多方吁请,终不肯再出一钱。这就使抚局难以持久,陕人“穷饿之极,无处生活,兵至则稽首归降,兵去则抢掠如故”。抚局的败坏也就难免了。最后,一些明朝官员背信弃义,违诺杀降,贪鄙将士杀降冒功。
主剿派人士更往往故意杀降,存心破坏抚局,这就使官府的信用完全丧失,导致招抚政策破产。起义农民受抚后竟被官府设计诱杀的事,在当时的陕西不胜枚举。如王左挂在清涧受抚后,陕西巡按李应期、延绥巡抚洪承畴等密谋策划,于崇祯三年八月预伏刀斧手把王左挂及其伙伴苗登云等98名受抚首领全部杀害。
崇祯四年四月,洪承畴授意部将贺人龙诈称宴请降众,降众入席后伏兵齐出,一次便杀害了人。起义者一再受骗上当后,已经无法相信官府的招抚诚意,而只有鱼死网破,舍命相拼了。于是,明朝的招抚政策不久便宣告失败。
崇祯四年九月,崇祯帝下令把杨鹤撤职查办,陕西巡抚练国事降官三级,起用了主剿的强硬派官员洪承畴接任陕西三边总督,再度对起义农民举起了屠刀。这时,陕西的军事形势已经发生很大变化。首先由于陕西饥荒严重,从崇祯三年起大批农民军便陆续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就粮,并谋求新的发展空间。
到崇祯四年时,包括王嘉胤、王自用、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在内的陕西义军主力都已转战河东。明末农民战争的中心至此已从陕西移至山西。义军在山西无论在规模、战绩还是在组织形式上都大有发展,形成了一批骨干力量即所谓“三十六营”,各部开始出现协同与联合作战的趋势,其中最强者如王嘉胤等已逐渐具有诸家盟主的地位,如此等等。
结语
然而义军的大批东渡却使得陕西境内的义军兵力大减,因此虽然就全国看来崇祯四年后农民战争仍处在第一高潮的上升势头上,但陕西农民起义的第一个高潮却已经过去了。其次,这一时期满洲军已退回关外,辽东边患有所缓解,勤王军因而得以回防原地,陕西官军的镇压力量由此得到了增强,军事形势已对留陕义军不利。